您现在的位置：
| 和谐．圆融．自然(杨云娟) |
关于语文教学的境界，我的想法可以用三个主题词来概括：和谐，圆融，自然。 先说和谐。
语文课程是一个多维的整体。我们苏教版对语文课程作过这样的概括：“七字诀”和“三个离不开”。所谓“七字诀”是指识(识字)、写(写字)、读(读书)、背(背诵)、作(习作)、说(口语交际)、习(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三个离不开”是：语文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的语文教育是危险的语文教育；语文离不开情感，离开了情感的语文教育是苍白的语文教育；语文离不开智慧，离开了智慧的语文教育是缺乏创造活力的语文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里也强调了“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
多重功能的关系怎么摆?我以为应当追求整体的和谐。要达到整体的和谐，构成语文课程的诸要素就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度。好比烹饪一道菜，主料、配料、佐料都要搭配得恰到好处，烹制时的火候也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在课程改革大潮中，涌现出了很多的语文教学流派，这是好事情。我想说的是关于流派的命名。现在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语文”的前面冠上一个定语，称为“某某语文”。比如，某一位老师的语文课上得魅力四射，很有感染力，便称之为“思想魅力语文”。我总觉得这样的称说不甚妥当。
首先没这个必要。因为具有思想魅力是语文教育中的应有之义。打个比方，数学是要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但是如果哪个数学老师把自己的数学课标榜为“逻辑思维数学”，你一定会感到有点儿多此一举。
这样称说，还容易造成一些误解。有的朋友打出“简单语文”的旗号，我就不大同意，我说，“倡简”跟“简单语文”不能画等号。“简单语文”很容易让人理解成语文本身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语文并不那么简单，要是那么简单，何至于到现在还是有许多问题撕扯不清?
这样的表述还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因为一经这样标榜，就要刻意追求，放大了所要强调的那个方面，便会有意无意压缩了另外的方面，语文就会走向“异化”。
我听到过一节有关《桂林山水》的“词串识字”课。这节课老师光放多媒体就花了十来分钟，边放边出词卡。然后又让小学生练习当小导游，当堂给扮作游客的小朋友介绍漓江风光。从文化熏陶上老师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但识字的任务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词串识字”是“识字”课文，识字写字是主要任务。忽略了识字写字，那还叫“词串识字”吗?
雕塑家罗丹雕塑成巴尔扎克的像，让学生们提意见。一个学生说：“这手像极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奇妙而完美的手!”罗丹听后，毫不犹豫地抡起斧子砍去了这双“奇妙而完美”的手。因为在罗丹看来，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没有任何部分是比整体的和谐更为重要的了。如果这双手太突出了，有了自己的生命，便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
解放初期，我国有个一流建筑设计师张开济，他一生有过不少杰作，但他感到最得意的作品，却是天安门前面的观礼台。为什么?因为这个设计不显山，不露水，颜色跟天安门浑然一体，不注意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当时有好多设计师设计的观礼台都比较有特色，有个性，但抢了天安门的“戏”，破坏了天安门的整体形象，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可张开济的设计。
也许有的老师会说，你这样讲是不是要我们所有的语文课都上得一个样，毫无特色、个性可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认为，语文教学中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是语文课程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应当鼓励与提倡的。我们这么说，只是来一个友情提醒：要全面体现课标精神，不要以偏概全。
再来说说圆融。
圆融这个词来自佛经。圆是指周到，周遍；融指融通，融合。各个维度的尺寸把握好了还不够，还要善于把各个维度融为一体，使之非常圆满，就像一个浑圆的球。
《课程改革纲要》里讲得明白：“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里已经把工具性与人文性应融为一体的理念阐释得再明白不过了。
前不久，我看了香港凤凰卫视对于丹的采防。于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童年恰值“文革”期间，父母都外放了，只有姥姥陪伴着她。就这么一老一小，住在一幢有二进院落的住宅里，空落落的，没有小伙伴跟地交流，她感到很孤独，就跟文字打上了交道。于丹两岁就开始识字，五岁就开始读书，六岁就开始写日记。日记成了她的精神家园，每天—拿起笔来就浮想联翩，写自己的心情呀，感受呀，想象呀……她看了电影《智取威虎山》，小小的心灵里崇拜英雄杨子荣，就很浪漫地想着自己怎么跟着小分队，披着斗篷，滑着雪橇，在林海雪原上飞驰。她说，我—直认为是文字带着我思考，是在文字里寻求自己的某种确认。由此我感受到，写日记对于丹来说，既是文字能力的历练，又是—种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不是合二而一的吗?
现在有一种观点过度强调人文性，却排斥了工具性。例如有人说：“西方的学生在基本功方面大多不如中围学生，语法错误多，错别字多，但西方学生的基本素质却强于中国学生。所以虽然‘基础知识’差，但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学领域拿诺尔奖。从根本上说，决定学生语文素质的不是字词句的功夫，而是思号的欲望和能力。”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
这让我想起曾长期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章含之女士，章女士现在已年逾古稀，她多次诚恳地讲到，由于自己中文功底不够好，在翻泽中有时词不达意，周总理多次善意地批评她，要她补上这一课。有—次，周总理会见斯斯里南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说自己面临着许多问题，到中国来就是希望周总理帮她解决这些问题。周总理说：“我非常愿意跟你探讨这些问题，但我不能绐你决定任何事情，因为我们不能越俎代庖。”这一下章含之傻了眼，因为她不知道“越俎代庖”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更无从翻译了。
章含之非常诚恳地说：“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且这种文化传承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培养的。”这位老人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她所说的，不就是字词句的功底吗?不就是最甚本的语文素养吗?
诚然，培养学生“思考的欲望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要发展思考能力，又哪能离得开语言能力的发展呢?须知，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它也是思维的工具，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语言的。”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入误区!
最后说说自然。
所谓“自然”是指在操作层面上怎么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有人说，统一的道理我们都明白，可一上起课来，还是无法回避：究竟是应当突出工具性，还是以精神熏陶为主?
我的回答是，这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孔子说得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篇第四》)意思是说，君于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干，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干。只要看怎样干才合理，才恰当，便怎样干。
语文课的工具性、人文性的关系怎么摆，要因学情、年段、课文类型的不同而制宜。
比如在第一学段．教师就应该较多地关注汉语拼音、识字和写字，适当渗透人文性教育，因为《语文课程标准》里讲得很清楚：在这一学段，识字、写字始终是教学的重点，到了高年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识字、阅读能力，人文教育就可以适当地加强些。
由此，我想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去太庙甲参观，太庙甲有一种悬吊着的倾斜的容器，叫做“欹器”。这种容器空着的时候是倾斜的；然后往里面注水，注到一半的时候，容器就正立着；再继续往里面灌水，水满了，容器反倒翻了，水也泼出来了。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是说处理问题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不到位不好；越了位也不好，过犹不及嘛。
反思语文课改，前期出现的一些做法并非不好，而是在“度”的把握上出了问题。如，为了尊重儿童的独特体验，却放弃了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学生；强调了自主学习，又忽略了教师的传授；上课时占用大量的时间让学生交流搜集来的资料，却把文本丢在一旁……再好的手段、方法，如果没有把握好合适的度，用得过了头，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